几十年来，当我一直爬搜和出入于浩如烟海的中西哲学文化经典，欲觅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自己的真谛时，却发现答案如同海上神山一般，看似近在咫尺，实际上仍遥不可及。然而，在美期间和一位老者的交往和接触，却使我不经意地最终参破了这一问题的真正谜底。它使我幡然的憬悟到，中国文化之不同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自身的真正特质，实际上不外乎我们通常所说的“体贴二字。 那是一位叫Ernest的年届七十岁的美国老者，他虽退休在家，却不甘寂寞的努力学习汉语，而当时作为访问学者的我也正在强化自己的美语口语。于是，经人介绍，我们结为一对一的学习语言的伙伴，我教他学习汉语，他教我学习英语口语。经过几个月的接触，我不仅和他成为无话不谈的亲密的挚友，而且他还给我留下了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以致于在我们心目中隐约的感觉到，他一点都不像我平常印象中的一般美国人，而活脱脱地就是一个和我完全无异的中国人，一个虽碧眼金发却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这种印象来自他对人的体贴，无微不至的体贴。一进入他的居室，他会彬彬有礼的招呼你入座，嘘寒问暖，斟茶倒水，递上一只他亲自削好的苹果；知你身处异乡，人生地疏，他会不厌其烦的告诉你如何和人打交道，如何购物、刷卡、乘坐公交，甚至在你出行时为你绘制一幅一目了然的地图；教你学习英语时，他会因地施教，因境设语地循循善诱，且在一遍又一遍地纠正你生硬的笨拙的发音的同时，还能做到让你得过且过而顾及到你的“面子”。除了这种体贴入微、用心之细密以及一次次地为你排忧解难外，尤让我惊异的是，他还会从你脸上的表情读出你心中的喜怒哀乐，从你的一举一动中揣摩到你隐秘的心思，以致于我们之间的每一个眼神的相碰就是一种内心的交谈，以致于只要在他面前，我心中积压的任何郁闷，都会像泄闸的洪水一样情不自禁的地滔滔道出，一泄无余。 因此，和他接触，不仅使我感觉到他与那些始终与你保持着某种距离感的老外不同，而且也使他作为一种“他者”之镜，从中读出了从未自觉的我自己，乃至读出了我自己身上从未自觉的民族文化特质。这种民族的文化特质就是，之余他人的喜怒哀乐的感同身受，之于他人痛苦的视让人如己，其可用“体贴”一词一言以蔽之。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体贴”。它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的“恕”之道。从字面上看，这一“恕”字由“如”和“心”两字构成，按明代学者杨复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三》中的解释：“恕者，如心之谓，人己之心一如也”。故“恕”即将心比心，以心度心，也即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用今天国内著名心理学家许金声的术语，“恕”即“通心”之谓也。然而，在这里，我却宁愿使用“体贴”这个词，而不是使用“通心”这个词表示“恕”的而真实性质和状态。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我与他人的真正交流与沟通，与其说是一种“心思”的运用，不如说是一种“身体”的践履；与其说是一种人心思的“移情”，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命的“互动”。它不是一种“一体之仁”的“心理”的性质和状态，而实际是一种“一体之仁”体验的性质和状态。此即王夫之所谓的“即身而道在”：惟有我们的“身体语言”才是我们从事交往的真正语言，才是古人无往不至的所谓的“道”的真正所在。 因此，我们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医生给人看病，不是身穿白大褂，口戴白口罩，手执听诊器，并辅以诸如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视病人为“看的对象”，为一架出了故障的机器，而是“单刀直入”地直接切入，贴入对方的身体，即所谓的“望、闻、问、切”，调动自己身体的一切感觉器官与病人身体直接接触，以期使自己的生命与病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并在这种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这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也说明了为什么医生自身的“麻木不仁&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