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两大符号系统 符号作为歌德所谓的“不是事物的事物”，堪为人类的内感外化之桥，堪为跨越和联接主体世界和非主体世界的“第三世界”。乃至一如卡西尔所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是“符号的动物”。或用中国古人的表述，“人无文则为朴人”（王充语），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化人”，人是所谓“人文主义”的“人文”之人。在这里，西人所谓的“符号”，中国古人所谓的“文”，在某种意义上说，其称虽异，其指却一，二者不过是异名同谓的东西。 符号使人所创造并栖居于其中的“象征的世界”成为可能。这种“象征的世界”不仅意味着人类不能直接地把握世界，而是以一种“立象以尽意”的间接方式把握世界，以一种符形、意像、结构、图式、范例的方式把握世界，而且意味着举凡人类的一切文化形式，都无一不是“象征”的产物，都无一不与“象征”息息相连，都无一不可视为“象征”的具体体现，都无一不借助于象征对其加以体验。故在我们人类面前，科学与艺术是“象征”，不仅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自身生命及死亡亦是“象征”，人的男女及其关系亦是“象征”，社会统治及其权力亦是“象征”，乃至一如坚持人的生产乃“货币生产”的马克思，坚持人的消费乃“符号消费”的鲍德里亚所揭，人类赖以生存的那种看似不无实际和赤裸裸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亦不无时髦地披上了符号的华丽外衣，亦是有其极其鲜明的象征性的特点。因此，凡此种种均表明了，随着文明的发展，和作为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人类已使自己迈向了一个“符号帝国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真正决定人类进步的，与其说是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不如说是人类文化的那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用其极的符号的象征性的力量。在这个时代，“执大象，天下往”，两千年前的老子这一近乎巫语般的预言可谓一语成谶，人类已和符号象征活动结下了生死之缘，其犹如宿命般地永远行进在“执象以往”的不归之路上。 这样，对符号的自觉亦是对人的自觉。从而对符号从事“解符”的符号学的研究，理所当然地作为一门显学，被日益提到今天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日程上。而一旦从事这种符号学的研究，人们就会发现，在我们人类文化中实际上呈现出两大符号系统：一为科学式的意识符号系统，一为审美式的身体符号系统。同时，对勘中西，如果说西方文化以意识符号系统而见长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则以身体符号系统而取胜。而进一步的研究将表明，中国文化的这种身体符号系统，最初发端并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周易》的“易象”之中。故对《周易》的“易象”的研究，实际不啻成为我们步入该身体符号系统的终南捷径和不二法门。关于“易象”之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元符号”的理论地位，明末清初的易学巨擘王夫之对之体悟犹深，他在宣称“举易而皆象，象即易也”的同时，[1]总结性地指出：“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2] 下面，受王夫之这一思路的启发，让我们以统会万象之理的《周易》的“易象”之研究为入径，尝试性地探窥中国古代所谓的身体符号系统之内蕴的真正的隐秘，和其中似乎难以穷极的胜境。 二、《周易》的身体符号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若对以《周易》所推出的身体符号系统给予理论概括的话，我们将会得出其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一）符号的亲身性而非祛身性 顾名思义，西方式的意识符号系统是一种唯识论意义上的符号系统，一种以“识”与“身”的分离为前提的符号系统。而在西方正统的语义论的符号学理论中，其所谓符号的所指与能指、隐型与显型、共时态与历时态等等的严格二分主张的推出，恰恰可视为其力证。我们看到，无论上述二分所取角度及立意是如何的不同，它们都旨在实现符号的祛身化，旨在使符号疏离独立于符号使用者的身体、身行及身行的情境，借以使一种远离生活世界的，立足于思际领域的，并以概念、命题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