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 “多民族文学史观与文化多样性学术研讨”论文 （2007年11月，成都）      “性别”（gender）和“民族”（ethnicity），是当代学术关注的两大话题。由此切入中国文艺批评史，透视对此历史的传统叙述和惯性书写，反思有关性别和民族的问题时，一种“缺席/在场”的现象让人感叹。所谓“缺席”，是说长期以来在中国文艺批评史的书写中，女性批评和少数民族批评大多是在视域之外且缺少席位的；所谓“在场”，是说女性批评和少数民族批评尽管常常被遗失在主流化书写思路的批评史著之外，但二者实际上是客观存在也无法抹杀的。岁月推移，当历史长卷从古向今翻页，在高扬文化多样性的当代语境中，随着性别和民族话题在学界有识之士的倡导下日渐升温，对二者步步深入的关注无疑为我们重新书写更完备也更充实的中国文艺批评史提供了可能，但平心而论，要把这可能变成现实，还须不懈的努力。 （一） 先看女性文艺批评。以戏曲为例，迄今所知有作品传世的女性剧作家首见于明末。从古代戏曲书目看，傅惜华的《明代杂剧全目》（1958）著录杂剧523种，其中有姓名可考者349种，无名氏作品174种；他的《明代传奇全目》（1959）中，作家姓名可考的传奇作品618种，无名氏作品332种，合计950种；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1954）中，辑录了晚清戏剧共161种。其中，有明代女性剧作家6人，她们是金陵名妓马守真、吴兴名妓梁小玉、女道士姜玉洁以及名门闺秀叶小纨、梁孟昭、阮丽珍；有晚清女性剧作家2人，她们是闺阁淑媛吴藻、刘清韵。明清两代，女性剧作家无论在人数还是在剧作数量上都与男性剧作家相去甚远。纵观戏曲文学史，“较之诗文创作，戏曲作家在群体性别阵营上的女性弱势很明显，尤其是在古代。从外部看，历史上的诗文女作家不在少数，但戏曲女作家寥若晨星；从内部看，女角戏向来为戏曲艺术所重，写戏并写得成就赫然的女作家在梨园中却属凤毛麟角。究其原因，盖在传统的男主女从的男性中心社会里，女子受教育的权利通常处于被剥夺状态。大势若此，即使像中国古典戏曲这滋生于俗文化土壤且跟边缘化境遇中的女性多有瓜葛的产物，也概莫例外。以后人整理出版的《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为例，整整30部古今流传的名剧竟无一直接归属女性名下，就分明指证着一个别无选择的性别文化事实。在古代戏曲史上，女作家尽管不能说没有，却屈指可数，散兵游勇，影响甚微，难成什么大气候，加之‘边缘人’的角色身份自出生起就被社会所牢牢铸定，其人其作其成就亦大多囿于闺阁绣楼的狭窄天地，根本无法跟为数众多名声远播的男作家比肩，更谈不上什么名彰位显彪炳史册。”（1）由于女性群体的弱势化和边缘化，由于男性本位语境中对女性才能、女性写作的怀疑、遮蔽和排斥，女性作家及作品在古代戏曲文学史上能见度很低，甚至成为缺少叙述的章节，也就难免。在古代戏曲领域，较之女性创作及其历史述说的弱势化，对于女性批评之历史书写的空白化就更见突出。手边正好有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中华书局、吉林文史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1980）、《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1985）、《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1992）、《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1993）、《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2001），这些著作为学界所熟悉，但书中均难觅“第二性”作为戏曲批评家的身影（2）。至于《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分卷（1983），列出古今“戏曲研究家及论著”共55条，但属于女性的仅仅“冯沅君”一条。冯氏生于1900年，卒于1974年，著有《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是现代著名学者。由此，人们不免产生疑问：中国古代女性在戏曲批评领域，难道是一个“失声”或“无语”的群体么？ 再看少数民族文艺批评。以文学为例，翻开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同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等书，便不见有这方面专门章节。作为独立学科出现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由1927年问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陈钟凡著）拉开帷幕。199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即以此为学科起点。作为“研究之研究”，对于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回顾与反思》首章介绍新时期以来的